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心中的怀念
王正行
王竹溪（原北京大学副校长、院士）先生离开我们已经１１年了，岁月的流逝正逐渐抚平我心中的伤痛，也逐渐加深我心中的怀念。
我第一次听到先生的名字，还是在高中念物理的时候，我高中毕业时投考北大物理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仰慕先生的学识和名气。后来跟先生做研究生，接触多了，才逐步领悟到，治学的严谨不仅在于数学演绎和逻辑推理的一丝不苟，更主要的还是在对科学问题作判断时只能严格以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和科学原则为依据，而不能有别的似是而非的依据。
我做研究生时，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的贾埃文刚刚发现超导体的隧道效应，巴丁提出了一个解释这种效应的物理模型，芝加哥的科亨、法立科夫和菲立普把它写成二次量子化的模型，那是发生在短短一两年中的事。当时我想研究一下科亨模型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先生的同意。我在研究期间，看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普朗杰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一篇论文，声称给出了科亨模型的理论基础。我想这下要另换题目了。先生听我说后让我把那篇文章留下，等他看过再说。这期间我相当沮丧。再去见先生时，出乎我的预料，先生叫我安心继续研究，并告诉我，普朗杰的论文是错的，并且证明给我看。我这才明白，能否对科学问题作出自己独立的分析和判断，是一个人在科学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先生治学严谨的另一体现是“存疑”：“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从汉中来北京出差，顺便去看先生。先生问我：“你做研究生时看约瑟夫森的文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约瑟夫森在剑桥做研究生时写的那篇后来获１９７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短文我当时看过，他预言的可观测效应与超导体隧道结两边电子波的相位差有关，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没有深入想下去。听了我的回忆，先生告诉我，杨振宁先生回来看先生时，曾告诉先生，为了这个问题，杨先生曾专门把约瑟夫森请到石溪分校讲了两天。这时我才恍然领悟，我轻易地放过了一个很深层次的研究问题。尚可自慰的是，我还一直记得这是一个问题，而这正是得益于先生存疑法的教诲。
一生追求理想和完美的理论物理学家，待人处世也往往是同样天真和单纯。这种秉赋既让先生成就为学界泰斗，也是铸成先生过早去世这一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已是年届六旬的花甲老人，还被驱使到江西鄱阳湖滨鲤鱼洲做放牛翁。１９７１年夏天，中美关系改善，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大陆探亲访友，要看望他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竹溪。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先生才得以从鲤鱼洲回到北京。但就是在鲤鱼洲的那些艰难和折磨，埋下了后来使先生过早去世的病根。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离开北京，感到前途茫然，先生对我的开导和鼓励，成为我的主要精神支柱。由于先生的帮助，我才又回到物理学研究的前沿。１９８２年夏天，我去美国留学前夕，与父亲同去北京友谊医院看望先生，也是向先生辞行。当时先生的思维还是那样清晰、敏锐和严谨。我到美国数月后传来先生辞世的噩耗，那次探视竟是与先生永诀。先生耗尽毕生辛勤耕耘传播物理学，是值得我们永远景仰和怀念的。